在荊門這個小城市，校車成為不少民辦幼兒園爭奪生源的競爭手段，由于校方自掏腰包，校車設施、人員等并不完善。新京報記者 朱柳笛 攝

　2011年11月21日，安徽巢湖，站在三輪摩托車上的孩子。校車安全成為全社會關注的問題。馬啟兵 攝

　　地點：湖北荊門

　　鄉(xiāng)言：累心，不能出一點兒差錯。壓力比開普通車大，因為身后是一群孩子。

　　——開校車的父親

　　父親摔鑰匙辭職校車司機

　　過年前，父親失業(yè)了。

　　這次是校車司機的活兒，大約干了一個月，給一家私立幼兒園開校車，月工資900元。

　　失業(yè)的導火索是一次小事故。

　　幾個星期前，父親同往常一樣，駕駛那輛黃色小面包車，一路過城市，過田野，過村莊。

　　狹窄的鄉(xiāng)村公路上，一輛三輪車從道旁小路沖出來，“開得太快，突然就出現了。”父親回憶說。他急打方向盤躲閃，左前輪一下陷進路旁的溝里。

　　好在溝淺，車速慢，面包車穩(wěn)穩(wěn)停住。父親將孩子一個個抱下車，隨后撥通園長的電話，如實說明了情況。

　　當月，父親領到工資，少了100元。園長說，出了事故，你得負責，理應扣掉100元。

　　父親不服，和園長理論：放牛倌賠得起牯牛嗎?哪些責任是我該負的?

　　一場爭執(zhí)以父親摔下車鑰匙憤然離去告終。

　　“責任太大，我擔不起。”他沮喪地說。

　　校車司機“壓力大”多“出走”

　　這個幼兒園的校車司機崗位，父親并不是第一個撂挑子的人。

　　他的前任，在甘肅會寧校車事故后，找了個理由辭職了。

　　我家離幼兒園不到100米，父親聽說街坊鄰居討論這事兒，動了接手司機的心思。

　　他坦言，錢是不多，但愛聽每天早晨傳來的幼兒園里清新動聽的童聲。

　　電話中父親告訴我這一決定時，我是極力反對的。關于校車，2011年有太多不好的記憶。

　　他寬慰我：“你還不了解老爸嗎?我是最穩(wěn)當的。再說現在開始整改了，應該沒啥問題。”

　　47歲的父親的確是老司機了，從我記事起就開車。他曾跟我調侃：“除了救護車，還有我沒開過的車嗎?”

　　上班第一天，父親就察覺到，自己低估了這項工作。

　　清晨6點多，父親需要到幼兒園檢查車輛狀況，隨后加油前往各個站點接送孩子。

　　這輛核載量9人的小面包車，每次都塞滿10多個孩子。

　　“先擠著坐，擠不下的就站著，孩子們靠在一起，跟車的老師緊緊抓著。”父親描述。

　　而未曾整改時，30多個孩子能全擠上車。到父親時，他情愿每次分兩趟接送，也不愿嚴重超載，哪怕每天得跑兩趟，一趟20多公里。

　　雖然父親車速始終保持在60邁以下，但校車上的孩子們并不安分。由于沒有安全帶，父親一邊開著車，還得一邊注意著跟車的老師是否照顧到每個孩子，剎車時是否會磕著碰著孩子。

　　“累心，不能出一點兒差錯。”父親感慨，“壓力比開普通車大，因為身后是一群孩子。”

　　有一次，校車到站之后，一位孩子的家長遠遠站在路邊，讓孩子下車后自己過馬路。父親說，孩子過馬路時，一輛摩托車飛速駛來，貼著孩子呼嘯而過，差一點釀成大禍。

　　“我出了一身冷汗。”父親說，那個時候就有不干的想法了。

　　一個民辦幼兒園的校車“賬本”

　　父親辭職后，這個幼兒園的校車司機崗位始終沒有招到合適的人。

　　“承擔的責任和相應的報酬不成正比。”父親說。

　　事實上，一些民辦幼兒園，校車是招徠生源的重要競爭手段。

　　每逢秋季入學，家長們普遍關心的問題是：“有校車接送嗎?”

　　父親說，整個掇刀轄區(qū)內，每所幼兒園都有校車，多的三四輛，最少的也有一輛。

　　“校車真的是在虧損運行。”父親為這家私立幼兒園算了一筆校車賬。

　　一個學期(4個月)每個孩子的乘車費用大概150元左右，40個孩子，一共能收取6000元，而這輛校車每學期油費的支出約在5000元上下，算上司機工資3600元，再加上校車其他的檢車、維修開支約2000元，共耗費10600元，凈虧損4000多元。

　　幼兒園的園長也曾向父親訴苦，由于校車運營是屬于校方投入，無論是幼兒園還是義務教育階段，學生所繳納的費用或政府所投入建設的專項經費均沒有列出“校車”一項。校車得由校方自掏腰包，“做得越好，就越虧錢”，經費緊張的民辦幼兒園根本拿不出這筆費用。

　　“但校車的虧損，幼兒園肯定會在其他方面補回來，比如說孩子的伙食、學費等等。”父親分析說。他曾聽到幼兒園教師們抱怨，飯菜根本不像校門口宣傳欄上描述的那般誘人，排骨燉海帶，往往盛進孩子碗里的只有海帶而已。

　　“每個家庭都希望實現的夢”

　　甘肅會寧校車事故前，荊門這個小城里，孩子們乘坐著各種各樣的校車：城區(qū)里，黃色大巴車時常出現;農村中，大多是用小面包車接送學生。校車顏色、圖案千奇百怪，有的校車干脆是營運與接送學生兩不誤。

　　事故后，整改也在荊門開始，校車統(tǒng)一為黃色，并有相關標志，各項要求嚴格起來。

　　在父親看來，關注和整改總是在事故之后，而非“防患于未然”。

　　他開車期間，也聽聞供職幼兒園的園長曾下達命令禁止超載一人，而整改期結束后，一切回到原點。

　　年前父親看新聞，國務院印發(fā)《道路交通安全“十二五”規(guī)劃》，規(guī)劃明確要推動在校車等車輛上安裝使用具有行駛記錄功能的衛(wèi)星定位裝置，到2015年公路客運車輛、校車動態(tài)監(jiān)管裝置安裝使用率達100%。

　　對此，父親保持懷疑：“其他的基本硬件都沒跟上，安裝GPS，這個能達到嗎?”

　　我向父親講述美國的校車狀況：相關標準嚴格，各項費用均由政府埋單。一位作家曾經描述過他在美國最喜歡看到的情景：

　　橘黃色校車緩緩停下，搖臂展開“停行”標志，整條道路靜止下來。車門打開，下來一個背書包的小孩，他帶上迎過來的小狗，很放松很自信，橫跨過專為他留出安全通道的公路。路對面是一棟簡樸的白色農舍，老橡樹下，等候的母親把跑來的孩子輕輕擁入懷中。

　　父親愣了會兒，嘆了口氣說：“這也是每個中國家庭都希望實現的夢吧。”